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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岁农民工困在上海的春天


发布日期:2022-04-11 12:02    点击次数:190


文|周航

编辑|王姗

躺在宾馆隔离的第12天,看着伤腿不断渗出血液,李大勇更急了,从早到晚都在打电话,给家人,给医院,给医生,急切地想知道隔离结束的周日,他能去哪治疗。

这个57岁的农民工觉得自己太倒霉了,在山东干活,出了车祸,来上海看病,现在又被困。

去年9月4日,他在山东一个工地干活,下班路上走着被一个外卖骑手撞倒,右腿“胫骨粉碎性骨折”。外卖员24岁,道歉自己刹车不好,被判全责,但小伙说自己穷,父亲残疾。推脱到现在,李大勇一分钱赔偿都还没拿到。

从山东到江苏老家,手术做了好几次,一直没见好,一个月前,他来到上海六院,拿掉感染胫骨和钢板,装上了现在这副庞大的支架,21根钢针穿肉而过,将整条腿固定得动弹不得。

如果没有发生在上海的疫情,李大勇大概早就回老家了。3月4日,医生就说可以出院了,这里床位紧张,但他刚换了药,不放心,想观察个周末,医生安排了周一出院。这一等,就等来了疫情,3月6日,星期天,上海六院筛查发现了一例阳性,随即封院。

忙乱开始了,和很多患者一样,他从里面搬了出来,迁入急诊科四楼日间病房。原来的病房三人一间,有独立卫生间,据说要腾出来给密接,新入住的日间病房六人一间,人们聚在一起拿盒饭,有的连口罩都没戴,卫生间也共用,有时几个人挤在一起用。

疫情发生之初,病房有过混乱,李大勇亲眼看到,一个护士突然倒在了地上,大概是累的,紧急地被挂盐水。事实上,急诊科发生过医生和护士之间的肢体冲突,据“丁香园”报道,四楼日间病房发现阳性,医生要求急诊科护士上去,双方发生了矛盾。但在李大勇眼里,四楼的护士们显得很尽职,“不管自己有没有睡着觉,有没有吃顿饭,都在为病人着想。”

搬到日间病房两天后,这里也发现阳性,医院动员大家,尽快搬到酒店集中隔离。李大勇答应了,又反悔,反复过几次,他怕出去后回不了医院,酒店没法治疗,但医生说,留在医院也拿不到药了。还有医生说,都把他报上去了,不去酒店医生要被处罚,他说,那不能连累人家,就答应了。

李大勇总强调自己没文化,不会说话,发微信总是将冒号当作逗号用,但南来北往,他也是见过世面的,有时候说话还文绉绉,比如对妻子,他总是称呼“夫人”。对医生,他愿意报以理解。跟医生交流,他知道人家手术多,也不敢多问。他知道的是,网上说六院骨科全国第三,“把腿交给他们,放心了。”

3月12日凌晨1点,大巴车来接患者们去医院,一众转移的人里,李大勇最受瞩目,他拖着一条变形金刚似的右腿,坐上轮椅到了车前,几个医护搀着他上了车,下车是最后一个,妻子和司机把他架下来,磕碰在所难免,他说,那真是“钻心的疼”,“疼得要掉眼泪。”

他们入住的这家酒店两星级,李大勇和妻子住一个标间,两张一米二的床,在上海算低档了,却是李大勇住过最好的,“干净”,“有卫生间、电视、空调”,“茶杯很好”。每天,免费三餐会送到房间,还有水果和牛奶。

但李大勇经常没胃口吃,离开医院时,手术创口就出现感染,一个钢针旁边肿起一圈,像月球上的环形山,这些天越来越严重,血水不停流出,有些地方化了脓。医生说,这是发生了急性感染。

在宾馆,他不知道怎么处理,有几天妻子拿着纱布包扎。后来联系到主治医生说不能包扎,又没包了。宾馆也有医生,负责做核酸,专业不对口,叫他买双氧水,涂了几天,不见好,主治医师说不能总用双氧水,可能会扩大伤口,也不敢涂了,能做的就只能拿碘伏擦伤口四周。

钱也令他发愁。来上海的时候,他带了五万块钱,光一个支架就要十万,总共花去了十八万,“想不到那么贵”。积蓄在之前的治疗就耗尽了,进了上海六院后,儿女在外借了两天,才凑齐了医药费。

在李大勇老家,江苏南边农村,大部分人都靠手艺吃饭。李大勇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工。他的爷爷在公社里的农具厂,打棺材,做秧板凳一类农用工具,都是一把好手,父亲归属县建筑公司,打木门、打木窗,做到退休。

一转眼,他也做了40年木工了,打门窗、做木柜,他也会,但现在用不上了。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木工活,他现在主要做吊顶、墙板这样的硬装修,活来自全国各地,飞机都坐过好多次,四川峨眉的医院,三亚凤凰机场的贵宾楼,都是他干过的工地。

儿子没做木工,现在在老家跟媳妇开了一个快递站,“也是干苦力的”。李大勇能理解,年轻人吃不了这苦。还是个男孩时,他也不想做木工,想去当兵,但爷爷说,荒年饿不死手艺人,你读书也不好,没手艺,以后连老婆都讨不到。这段对话发生在他18岁时,他记得很清楚。

原本,生活在不断好起来,木工现在一天工资至少四百元,难得的时候,也能拿到五六百。不仅木工,水电工、瓦匠也一样,这年头都青黄不接,工地里最多就是李大勇这个年纪的人,哪怕65岁,还能在一些小工地找到活。这两年,疫情时而爆发,很多工地不能开工,但总归能在外地找到活,他说,“这就是有手艺的好处。”

跟过所有的老板,他说,就数去年那个出事的山东工地最差。别的地方现在签合同,上班下班都有摄像头,那里什么都没。

他没跟这个老板合作过,本来有一批南京工人在那,去年因为南京疫情困在了原地,他就被同乡招募过去。被外卖骑手撞了后,他找过老板,老板说自己问过律师,不是在工地上出的事,他不用负责。

在宾馆隔离,住的日子越久,他想的越多,不知道伤口会怎么发展。干活的时候,他从没出过事,印象最深的是二十多岁,有次在梯子上没站稳,擦伤了手臂,那也是皮外伤,都不带哭的。他不理解这半年为什么遇到那么多事,越想,心情也越低落。

这些年,李大勇经历了很多“悲欢离合”,兄妹三个,十多年前,一个弟弟在工地上不知怎么就死了;妹妹嫁到外地,出了车祸,现在一条脚长一条腿短;父亲中风在家里躺了三四年,在母亲打自来水的时候,突然走了。现在,为了这条腿,他“也掉过几次泪了”。每天,最疼的就是睡觉,一动那条腿,都疼到心里。

如果说有什么幸运可言,那就是这段时间,他得到了很多病友帮助。疫情发生后,上海六院的患者组建了一个群,一百来号人,在线上互通有无。李大勇在群里说话最多,讲自己的过去,讲腿伤的情况,原本他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,但在这个群里,“不知怎么话多起来了”。

来宾馆前,医生让他买内服的消炎药,医院药不够,群里一个叫“娜”的女孩帮他在网上买了,几百块药钱都没收。李大勇不知道她是患者还是家属,只知道她来自“呼伦贝尔大草原”,现在住在上海,她说自己也遇到过困难,当时得到了很多人帮助。还有七八个群友给他转账,一两百块数额,他只错点了一个,其他都没收。

在群里,人们都是用代号,x号楼x层。有的是患者,有的是家属,有的还在医院,有的回了家,还有的也在宾馆隔离。没有人觉得李大勇倾诉太多,有的都是一些鼓励,“相信医生”“心情好了就恢复的比较快。”

在很多个电话后,隔离结束的前两天,他得到了新的安排,主治医师说,六院还没开放,安排他去郊区另一所医院处理伤口。李大勇自己联系好了120,也是一个群友介绍认识的,打算不管怎样,先把腿治好。

接下来的两年,李大勇都要带着这副庞大的支架,后面还要做手术,叫骨搬运,他不知道具体什么意思,大概是把好骨头往下接,取代之前被取出的胫骨,一次不够,需要两次。要是顺利,大概还要十万块钱,这钱怎么来,他还没敢想。他打算等治好腿,再接着找撞人的小伙讨医药费。

听说这样一个支架要装两年,有朋友开玩笑,换作他截肢算了,但李大勇说,“好好的腿怎么能截肢对不对。”至少现在,他还在努力活着,担心肌肉萎缩,他一天要锻炼五六次,缓慢地抬脚、放下,或者拧开螺丝,拉着一根钢管,带动腿伸展。医生说,后续手术成功概率很高,但也不敢保证,他这个年纪,还能不能恢复到可以干活的水平。

视频对话时,他低着头,缓慢提拉着那根钢管,表情是略带困惑的悲伤。他的头发很短很稀疏,不少都白了,像一丛覆着朝霜的尖草,和想象中农民工的样子不同,他穿得还算体面,一件格子长袖,外面套了个马甲,下面是一条短裤,装了庞大的支架,穿不了长裤。

他说,要是今年67或者77岁,就不治这腿了,但现在,他觉得自己还年轻。至于未来,他肯定还要继续打工,“不好打工,我不白花那么多钱(治腿),白吃那么多苦。”

(李大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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